水洞沟仰止──读《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

水洞沟遗址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临河乡水洞沟景区内,整个遗址包含12个地点,4个文化期,从距今4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至1万年以后的新石器时代都有发现。其中,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距今3.5-4万年间的文化层堆积中,发现有典型的勒瓦娄哇石叶工业,与欧洲、西亚、中亚等地同时期文化十分类似,也被视为东西方文化与人群交流的直接证据。

水洞沟仰止──读《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 发布时间:2011-12-23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点击率:

  2018年开始,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合作对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2018年发掘面积200㎡,布方范围围绕1980年发掘区探方四周进行。至发掘结束,所有探方第1-4层发掘完毕,至第5文化层停止。第1-4层为新石器时代及以后堆积。

从旧石器结的缘分

遗址发掘区

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等编着《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一书,是对举世闻名的水洞沟遗址最新的综合研究与科普着作。

  2019年发掘工作从第5层开始,发掘面积50㎡。田野发掘工作从6月中旬开始至10月1日结束,发掘区域为2018年探方中的T5、T10探方。此外,在发掘区东侧断崖处清理出完整剖面,从地表直至下伏第三纪红土层第10层。发掘深度17m左右,地层上从第5层至第10层。此次发掘,共计出土各类编号标本3700余件,包括各类石制品、动物骨骼、测年样本、灰烬堆积等。

今月8月份,我在京见到高星时,他告诉我,七月上旬刚从俄罗斯西伯利亚回来,在阿尔泰参加了“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过渡特征”研讨会,是次与会的专家,包括欧美及东亚旧石器、体质人类学及遗传学各方面的学者,开展了多学科交叉的讨论。他兴奋地谈到,在会上中日两国旧石器的研究者切磋,言辞间意犹未尽,我也甚受感染。我恭听并分享他在阿尔泰最新的见闻,言者津津,听者跃跃,备受教益。他告诉我目前仍在周口店遗址进行发掘工作,最近从第3、4层中,发现了可能是由砾石围筑的火炉遗迹,并出土若干的石器。周口店这次重大的发现,确实是振奋人心,一扫近十多年来西方学者对北京猿人用火能力的怀疑。最后高星把他和宁夏地区文博学者王惠民、贺吉德合作刚出版的《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惠送给我,嘱我为此书写一篇书后。当初我虽然很犹豫,但一再考虑,还是欣然同意了。

遗址东侧剖面地层堆积

我的犹豫是虽然自己从学生时代起,就矢志于旧石器的研究,但过去只是集中于两万年前后东北亚细石叶技术的探索,研究的对象范围较偏窄,并不具备全面讨论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资格。然而,高星谈话中告诉我,最近我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撰写的《从张光直对宁夏水洞沟旧石器的研究谈起》一文,恰巧他是此文的审稿人。幸好高星的审稿已完成,没有妨碍他公正的审查。正因为这样,我又不能以遁辞,说自己对水洞沟完全无知。另一个让我犹豫的原因,近十多年来我因为工作环境的限制,未有更多精力在旧石器方面的学习。高星不弃在野,让我有机会对他的大作先睹为快。最近几年,我在思考东亚新石器时代玉器起源的问题上,深切感觉归根到底,必须从更新世晚期的阶段,从现代智人的现代行为模式即象征性能力(Symbolic repertoires)的焦点入手,也就是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转移的探索。所以,就我自己近年学术的方向来说,水洞沟遗址的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也因此驱使我对近年水洞沟旧石器研究成果,积极的学习。

  整体来看,2019年田野发掘工作的最大收获在于SDG1地层堆积和遗址形成过程的认识。从T5、T10至东侧剖面的地层来看,之前所认为的不同高度的砾石层实际上为一层,东侧剖面区受地质作用影响,整体层位出现沉降现象,导致在T5、T10和东侧剖面在同一层位出现不同高度的现象。另外,在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的文化层堆积中,新石器时代层位和旧石器时代主文化层第8层得到进一步确认,分别与1980年发掘中的上文化层和下文化层相对应。

我和高星相识已近二十年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周口店十五地点石器之际,我们间就开始了交往。其后他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攻读博士,学成归来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现今成为该所的副所长、中国旧石器研究的领军人物。我见他学问上已日进不已,仍虚怀若谷,如有未足。我写这篇感想,也是为他勤谨谦抑的精神所感动,既是抛砖引玉,也让大众读者“读其书而知其人”,稍增添故事背景的一二。

  石制品类型上,主要可以分为石片石器工业产品和勒瓦娄哇石叶工业产品两大类,其中,石片石器工业产品主要集中在第7a、7b层,包括石片石核、石片、断块等类型,数量较少,石器原料较差,不见完整的的石器工具组合。

《水洞沟──穿越远古与现代》一书,主要内容反映了近十多年来,学者对水洞沟遗址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成果,对古人类技术特点、生存模式、智能发展、东西方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气候环境背景等方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在旧石器时代距今40,000年前后,正是现代智人形成最为重要的时刻。水洞沟作为穿越远古与现代的评价,是名副其实的。在地理上,水洞沟又与亚欧大陆其他的旧石器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勒瓦娄哇石叶技术产品主要集中在第8层。发现有典型的勒瓦娄哇石核、勒瓦娄哇石叶石核、棱柱状石叶石核、窄面石叶石核等;剥片类以石叶及石叶断片为主,也有少量的勒瓦娄哇石片和小石叶发现;工具类以勒瓦娄哇石片和石叶为毛坯的刮削器、尖状器。

本书特色之一是不采用学院式旧石器专业上的术语,如作者自谓以“非传统、非纯学术”的方式,用大量精美的照片,配合生动活泼文字的叙述,一连串组合美不胜举的照片,把古今中外的学人、考古活动与自然景色,连成一片,产生着动画的感觉。我想即从这本书的纲目,就颇能反映主编者把最新学术成果,回馈大众,引起更多的关注。这本书付梓的目的,肯定是已经达到了。 水洞沟旧石比新知

  2019年11月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专家对水洞沟遗址2019年度发掘工作进行检查验收。本次验收组成员由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夏正楷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王社江研究员与裴树文研究员组成。宁夏文物保护中心马建军主任、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朱存世副所长与张红英副所长参加了验收。

本书全书除前言和后记,共分六个章节。以下是我对书中内容的介绍和一些个人感受。

新葡萄京娱乐在线赌场,  验收组专家首先对遗址发掘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对遗址剖面、地层等情况进行了讨论分析,提出相关建议,如对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地层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划分,特别是对不同地层的年代和成因等问题着重进行分析研究。之后,专家组对遗址保护大棚的搭建情况进行了检查,要求保护大棚必须按照设计要求按时完工。

第一章 “地老天荒 瑰丽神奇”

专家组听取项目负责人工作汇报

水洞沟遗址处于银川平原,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边沿,遗址附近丘脊沟壑纵横。本书通过精美清晰的地貌景观照片,令读者有如身临其境。如水洞沟第1地点剖面的照片,充分反映地质地貌堆积的特征,底层第三纪深褐红色红土,其上砂砾石层和黄土状粉砂层,一目了然。这些层层色色的地层,诉说地球变迁和生命的故事,是地质与人类历史的剖面,非文字描述所能表达。第18和19页水洞沟遗址景观广角的捕捉,把这一带河流切割与阶地堆积错落有致的地貌,千姿百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他遗址周围风景,花草虫鸟争奇、晨月晚霞映照、黑夜星空迷离等,令人想到拍摄者在晨风夕露间勤恳的工作。这些动人照片,提供了古今人类时空交错神交绝好的背景。

专家组检查考古发掘记录

第二章 “融贯东西 学人踏访”

  发掘区域检查完毕后,专家组在驻地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2019年水洞沟遗址发掘情况的汇报,并检查遗址发掘资料的整理、记录情况。通过对发掘区、发掘资料的考察以及听取发掘过程的汇报,专家组一致认为水洞沟遗址的发掘工作符合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发掘计划完整,工作细致,资料提取科学,科技手段应用丰富合理,同意通过验收。同时,专家组对水洞沟遗址进一步的工作提出了建议,认为水洞沟遗址第一地点应进一步开展发掘研究工作,特别是2019年发掘区域面积有限,尚未完全揭露出遗址人群活动的核心区域,应扩大发掘面积。另外,遗址保护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1923年法国学者德日进与桑志华,共同发掘了水洞沟遗址。本书恰如其分地反映德、桑两人的工作,明显以德日进占着较重要的角色。这是符合历史的真实。桑志华1912年在法国取得的是动物学博士,与地质学和古生物无关。上世纪末我国旧石器学术界一度对桑志华的学术,有过不错的评价,其中一种意见认为1920年桑在甘肃庆阳黄土及其下砂砾层中发现三件人工制品,拉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序幕。

 专家组成员讨论遗址工作计划

我认为即使德日进和桑志华本人,也可能并不认同上述的说法。桑志华自身没有足够的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知识,可以无误论证庆阳发现的意义。最直接证据是,在1924年由德日进与桑志华在《中国地质学杂志》第3卷联合发表《中国北部古石器时代遗迹之新发现》文中,清楚指出“我们第一次从水洞沟发现在原生位置的旧石器”。因此,1923年德日进在水洞沟最初通过平面的发掘,从稳定地层中发现化石、石器与烧火遗迹共存状态下,从古生物学和地质学角度,首次确认中国更新世地层中确凿无误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1920年庆阳的发现,并不具备如现今所流行:“这一重大发现打破了当时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北方不可能有旧石器的证断”评价的条件。这也是水洞沟遗址在中国考古学中所以特别重要的意义所在。本书前言中“……水洞沟作为在中国最早被认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光环”,才是对水洞沟遗址发现公允的评价。

其次,1960年中苏古生物考察队在水洞沟遗址第二次发掘,从报道看来探方6 ?菖 6米,深掘11米,可能已发掘到文化层的底部,出土石器制品近两千多件,收获相当丰富。这次发掘参加者中方包括胡寿永、计宏祥和盖培等。本书首次发表是次中苏合作的工作照片。

本书展示了若干在法国人类古生物研究所收藏的水洞沟石器。目前一些水洞沟出土旧石器,仍流散在欧美各地。1923年从水洞沟发掘出土的旧石器和古生物等标本,现今仍保存在巴黎。此外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内,也收藏了大约数十件水洞沟出土的石器。1967年日本北海道大学林谦作在纽约,曾看过这批水洞沟石器的资料,其中仅石核就有七十多件,更包括一些勒瓦娄哇技术特征的石核。

从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考古学者汪宇平、盖培、裴文中、李炎贤以至钟侃等,先后在水洞沟遗址进行发掘或调查工作,这是中国学者系统研究水洞沟遗址的第一阶段。二十一世纪以后,水洞沟遗址研究院的成立,以至水洞沟遗址博物馆的建成,显示二十一世纪水洞沟遗址在研究与社会教育上,进入了新的台阶。

本书页40反映1963年裴文中在水洞沟遗址考察活动。页41的上图,首次公布1963年发掘水洞沟63601探方的一些石器。从所发表的石器上标签所示,主要是第8层的石器。其中一些石片台面别具特色。法国旧石器类型学权威F. Bordes指出,勒瓦娄哇技术中具有Chapeau de gendarme台面的石片,台面的中央呈山状突出。页41下所载俄罗斯西伯利亚阿尔泰Denisova遗址的一些石叶,与上述1963年水洞沟的石片具有同样Chapeau de gendarme的特征,均明显是勒瓦娄哇技术代表。

第三章 “遗产圣地 文物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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